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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先驱者李侗的武夷之缘

发布时间:2017-09-07 | 信息来源: | 点击数:432 | 字号:

“吾道南矣!”程氏理学南传福建后,杨时授徒罗从彦,罗从彦再授徒李侗。李侗(1093-1163),南宋学者。这位被清康熙皇帝赞为“静中气象”的大学者特别钟情于武夷山。他教诲在山中寓居数十年之久的大学者朱熹脱颖成名,成为理学集大成者。

李侗与朱熹在武夷山结下不解之缘,在清朝董天工编纂的《武夷山志》中有简略的记载。山志写道:“李侗,字愿中,延平(今福建南平市)人,少豪勇,常夜醉驰马为欢。既冠,游乡校,有声闻。罗仲素(即罗从彦)讲学,师事焉。朱熹受业其门,以子试吏旁郡,迎养归道武夷。”朱熹初入宦途,赴同安县任主簿,赴任途中他慕名前往拜谒前辈宿儒李侗。这时,李侗已年逾花甲,正高卧剑浦(今福建南平市)著书讲学。他对这位远道求师、才华横溢而不无幼稚、自大的后生采用了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教诲方法,授予以程派理学的精髓——“理一分殊”。所谓“理一分殊”就是一理摄万理,犹如一月之散而表现为江河湖海之万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万理归于一理,犹如江湖河海的万月其本乃是天上的一月。从一个太极散而为物物之各具一太极,又由物物之各具一太极归本于一个太极。这就是“理一分殊”。这个理学名词源于程颐称赞张载《西铭》时的话。程颐称张载这部著作是“明理一而分殊”。并说:“万物皆是一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认为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理”,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理”的体现。李侗对好学善问的朱熹细心阐述了这个独特的观点。他说,“理一”(太极)是化生天地万物的本源,并指出万物虽则同具一理,但所禀受之气有“秀”、“偏”之别。李侗一席教诲,令朱熹茅塞顿开。从此朱熹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奠定了今后继承程氏理学、独创朱派闽学的坚实基础。史载:“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书立言,莫不由此。”

首次拜谒李侗之后,朱熹满载着得道的喜悦走马上任,在同安主簿任内小试锋芒。学子当政,自有一番苦衷。然而,最使朱熹感到茫然若失的是,由于宦务在身,不能时刻趋奉李侗先生之旁,朝夕问道解惑。因此当他四年任满返回武夷山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延平拜谒李侗。他往返奔走,求道之乐,如尝甘饴。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已年近而立。由于权奸当道,大业未成,心情惆怅,于是以赡养老母和扶养幼子为理由,请求朝廷任命为祠官的闲职,借以闭门在家著述,阐扬道学。在家待职的漫长岁月里,他潜心苦读,孜孜不倦。“学海无涯,师教有方”。他又想起了李侗先生,于是披着明媚春光第二次奔赴延平求道。这年朱熹29岁,李侗已66岁了。朱熹从五夫里出发,徒步数百里到延平,赤诚求教之心,坦坦荡荡,令人赞叹!这次,朱熹向李侗先生提了《春秋》、《论语》有关章句中十八个问题。李先生对朱熹抱有很大希望。他在给朱熹讲解《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句时,勉励朱熹循序渐进。每十年都要有一个大发展,并说:“圣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意否?”朱熹领教之后,旅居在离李侗住处不远的西林寺,陪伴着晨钟暮鼓,执著地琢磨着李先生的金玉良言,追索真谛,一旦颖悟,则手舞足蹈。而李先生在晚年山居的寂寞境况中得到这样的高足,也感到无限的快慰。他在给友人信中写道:“元晦(即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说:“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追求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俱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第二次见面后不久,朱熹返回五夫里待奉老母。李侗接连给朱熹写了七次信,殷殷希望朱熹再来延平,但又担心朱熹家有高堂,不能分身。其中有一封信写道:“某兀坐于此,朝夕无事,若可以一来,甚佳,致千万意。”笔端透露出急于相见之情。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第三次从五夫里到延平访问李侗。见面后即迫不及待地向老师问候、求教,然后谦虚告退,俟次日趋师前问学。朱熹这次再寄寓于西林院惟可师的僧舍里,“朝夕往返受教”。这次,李先生讲述了《易经》的太极论,论述了“天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还讲一步阐明“理一分殊”的原理,要朱熹“返博归约”,抓住问题根本,从平实处去用力。李侗还教诲朱熹学《易》,须做到“看得六十四卦之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朱熹“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全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第四次拜谒李侗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这时李侗寓居建安(今福建建阳),已年届古稀。

李侗给朱熹讲解了《孟子》中尽性、养气的内容,传授了所谓养存、持守的方法。李先生的“静中气象”乃是一种从静思中去激发人的内在的智慧和灵性的 方法,他认为,研究问题要“胸中洒落通透,毫无窒碍,方才使得”。对于李侗先生所传的“体认”、“洒落”,朱熹理解很快。他说:“李先生之言主于体认,程先生(指程颐)之言主专在涵养。其大要实相表里。”又说:“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涵养纯熟之效,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旦牵强著力做得‘洒落’二字。”

师徒最后两次见面都是在武夷山中和山麓的五夫里。两次见面促使朱熹从书斋走上当朝论政的道路。

隆兴元年(1163年)六月,李侗从建安出发,前往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县),欲去他的儿子李友直的任所接受赡养,途经武夷山。酷暑时节,朱熹在五夫里潭溪之畔的紫阳楼迎来了他曾登门赐教的李侗。是时,武夷山中凉风习习,潭溪之畔流水潺潺,师生俩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之中。朱熹就上书陈述政见之事进一步向李侗求教。经过李侗再三阐述,朱熹终于打消顾虑,下定了向皇帝重申讲和误国的大义,思想上从此“涣然冰释,无复疑滞矣!”朱熹又请李师阐明义利之说,李侗慨然允诺,反复教诲。当李侗离开武夷山北上铅山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于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复信给朱熹,信中慷慨陈词,断然指出宋廷日衰的原因乃是“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这年八月,李侗过不惯闲散的安逸生活,踏上归途,经过武夷山,第六次与朱熹见面,他“过其门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归。”这次不寻常的会见终于坚定了朱熹入都奏事的决心。随后,他根据恩师的嘉言诤语,写了面奏政见的三札。半个月的时间在师生滔滔不绝的议政声中消逝了。这年九月十八日,师生依依惜别,朱熹北上入都奏事,李侗南返延平故里,随即又应福州太守汪应辰的召请,奔赴福州。这年十月,这位不求宦达但攻理学的老学究终因年老体衰,不堪劳累,瞑目长逝。这时朱熹已到达京城临安。他因奏事剀切得到孝宗皇帝的赏识,受命为武学博士,在京待次。当他听到噩耗后,悲恸欲绝,而当时丞相洪适又力主和议,这与恩师李侗极力反对和议的主张大相径庭,所以朱熹忿然辞职,日夜兼程赶回福州奔丧。第二年正月,他驰达福州。在亡灵前,他念了《祭李延平先生文》,祭文用“以歌代哭”的特殊形式,铭志着这两次师生武夷相会的经历和感受。朱熹写道:

安车暑行,过我衡门。

还旆相遭,凉秋已分。

熹于此时,适有命召。

问所宜言,反复教诏。

最后有言:“吾子勉之,

凡兹众理,子所自知,

奉以周旋,幸不失堕。”

归装朝严,讣音夕至。

悲痛万分的朱熹还亲自给李侗写了长篇悼词和铭誺,同时“伏哭柩前,奉奠以贽”。随后,亲奉李师灵柩安葬于延平炉下乡下岚村墓地。至今,先生之墓尚存。

李侗、朱熹六会的佳话,悄然流传在武夷山中,成为师生笃交的楷模。当时,朱熹就对其门徒畅谈过这一段来往就教的收获。他说:“吾儒(指李侗)广大精微,本末具备,不必它求。”(见《朱子语类》)特别在阐述“理一分殊”这个理论时,李侗作了精辟的发挥,使朱熹的学问根基更臻巩固。晚年,朱熹用“理一分殊”的道理去注解“四书”,写成了集理学之大成的《四书章句集注》,终于攀上了理学的巅峰。为了报答李侗的师恩,朱熹决心为师立言。后来,他把前后六次向恩师求教的实录编成《延平答问》一书,成为李侗仅有的一部著作而传诸后世。《答问》上下集约二万六千余言,收入李先生从绍兴丁丑年(1157年)到癸末年(1163年)这七年间给朱熹的信文摘要共二十四篇、六十四条,还收入朱熹同李先生平素面难对答的语录,共有百条以上。答问的内容涉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春秋》等,而以《论语》章句的讨论最多,《中庸》、《孟子》次之。李侗、朱熹师生二人总是博引濂、洛、关学各家的说法来进行比较论证。李先生的答疑解难对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天道观和思辨方法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先生对四书章句的解释十分透彻,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时,都用上了李先生对他阐发的道理。例如,在《论语》“回也不愚”章句的后面,朱熹就注了“愚闻之师曰“的字样,后面整段引用了李侗教诲的原话。由此可见李先生对朱熹思想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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