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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同道遍及武夷

发布时间:2014-12-21 | 信息来源: | 点击数:912 | 字号:

    朱熹定居武夷山五夫里之后,同时代的学友纷纷前来,共同切磋学问,砥砺理学,滔滔问辩,侃侃论道。朱熹居地之室,一时成为众贤毕至之处。朱熹虽然建寓所于五夫里,但经常携友来往武夷山风景荟萃之地。朱熹曾赋诗曰:“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朱文公文集》卷九)朱熹之友韩元吉太守也说过:“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则游焉。”(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在倾心交流的诸友中,有学术的论敌如永康学派的陈亮和象山学派的陆九渊;有理学上的同道,如邵武籍的学者何镐(叔京)和方士繇、廖德明、方淳叟、方柏休、刘彦集等;有同朱熹并称“东南三贤”的张栻、吕祖谦;有同他(晦翁)并称为“武夷三翁”的文学巨儒陆游(放翁)、辛弃疾(瓢翁)、有兼具宦、儒双重身份的名人,如建宁府太守韩元吉以及其他官员;他们为武夷山增添了许多逸事趣闻。

    东南三贤 海内知己

    “东南三贤”即张栻、吕祖谦和朱熹。

    张栻(1133-1180),南宋学者,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 (今四川广汉县)人。官至右文殿修撰。父亲张浚,在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曾率军驻守川陕,痛击金兵,威名显赫,官至丞相。张栻自幼随父侨居外地,后迁湖南衡阳。少有壮志,而立之时,孝宗即位,他参佐乃父治理军事。朱熹后来为他撰写神道碑时这样地赞美他:“慨然以奋伐仇虏,克服神州为已任“(《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一年以后,他父亲张浚去世,当他沉浸在极度悲痛之时,35岁的朱熹从武夷山前往停柩之处的豫章(今南昌市)吊唁他的父亲亡灵。丧仪结束后,他连接三天与张栻长谈,随后经常同张栻书鸿往来,讨论心性和“已发未发”的问题。朱熹认为,张栻帮助他进一步理解了李侗学问中的一些疑难之处。他写道:“时得敬夫(即张栻)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指延平西林寺,即朱熹求教李侗时所寓之所)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幸甚幸甚,恨未得质之!”为了能够向张栻当面领教,并想解决纠缠了多年未解决的“已发未发”的问题,朱熹决定到张栻的任所——湖南潭州一行。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学生范伯崇(念德)、林择之(用中)的侍行下,从崇安启程,到达潭州后受到张栻的热情接待。朱熹曾写信告诉曹晋叔说:“此(九)月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张栻对朱的来访,也感到十分欣喜。他师事胡宏,而胡宏又是朱熹老师胡宪之兄。师承同出一系,相谈论辩,颇为相得。《宋史·道学传序》称:“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说明张栻学问上的成就曾得力于朱熹。另一方面,朱熹也很敬服张栻其人:“一则曰,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一则曰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两人相见之后,抵足夜谈。据侍行的学生范伯崇回忆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两位大师在相会期间尽情切磋,剖心唱酬,辑有《南岳唱酬集》传世。

    张栻独钟朱熹,对朱熹长期的栖息之地——武夷山也心驰神往,因为这座名山还是他的师长胡宏的祖籍所在,但因公事繁忙,所以一直未能前往。辞世前一年,即淳熙六年(1179年),他被诏为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才有机会来到武夷山。当时他已身患疾病,做为祠官,他原来可以在家乡奉祠食禄,不必莅职述事,但他思念老友朱熹,梦绕武夷名山,所以不畏关山阻隔,千里迢迢从岳麓山前来武夷山会友。朱熹这时正在江西知南康军,闻讯赶回武夷山,一来忙中偷闲,为建造义父、抗金名将刘子羽的神道碑而竭尽全力;二来会见阔别十二年的老学友张栻。二人终于在武夷山重聚了。朱熹把精心撰写的《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微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送给老友过目,请他赐教,并请他书写篆额(即为道碑写上篆文的碑名)。刘子羽神道碑文里多次到张栻的父亲张浚(即碑文的“枢密院事张忠献公”、“张公”),碑文对他褒奖有加,但对他在军事上的失误也略有贬意。因为刘子羽当时是枢密院事张浚的属官、大将,对张浚的失察略有诤言。朱熹个性耿直,绝不因张浚是故友张栻之父而为尊者讳。可贵的是,张栻读到朱熹秉笔直书的碑文中对亡父的一些贬语时,也示有慊意。两人在学术上共通,政治见解也相同。张栻一口气捧读了记载着刘子羽生平功勋的神道碑文,心中为这位一代名将的坎何生平发出慨叹,于是,他抱病书写了篆文碑额:“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此碑现存武夷山武夷宫?

    张栻英年早逝,朱熹为之失声痛哭,并怀着深厚的感情再为张栻撰了神道碑文《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极力推崇张栻的理学思想及他的为人之道。

    张栻的理学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解》、《孟子说》、《南宣答问》以及与友朋论学的书札中。他的理学思想核心,旨在论证封建伦常这一权威原则的天然合理性,而他的“明义利”之辨,则是试图从伦理道德方面要求人们维护这一封建权威原则。这个理学观点与朱熹是完全相同的。大家朱熹把“明义利”之辨视为“处世之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张栻更从明“道”、为“学”方面进一步强调明义利之辨的重要性。他说:“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南轩全集》卷十四《孟子讲义序》),认为这是明“道”的入门、为“学”的第一要义。明确地把明义利之辨作为研究学问的头等大事提出来。这是张栻对宋代理学思想的发挥,也是其理学思想的特点之一。

    吕祖谦(1137-1181)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州治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

    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首倡经世致用,对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争执采调和折衷态度。吕、朱两私交甚笃。朱熹家居任祠官之时,吕祖谦产多次偕朱熹讲学于武夷山和毗邻的建阳寒泉精舍。至今武夷山九曲极乐国附近的山岩仍留“东莱先先讲学处”的摩崖石刻。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吕祖谦翩然来访朱熹。两人在建阳的寒泉精舍讲学之余,还互相切磋砥砺诸子之学。他们研读了“四君子之全书”(四君子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之后,,为他们学问之浩瀚精深所折服,准备撷取其精华编撰成书,作为教育后人之用。他们共同呕心呖血,精心地选录诠释,终于编成了儒学巨著《近思录》。朱熹在《书〈近思录〉后》里叙述了这一段两人合作著书的经历:“淳熙乙末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浙江)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益凡学者所以求诸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初见其梗概”。吕祖谦也写了《跋》:“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旨。”

    吕祖谦与朱熹在学术交往上有一件大事,值得在理学史上大书特书,那就是吕祖谦邀集朱熹与陆九渊兄弟的关于哲学思想的大论辩——“鹅湖之会”。

    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吕祖谦与朱熹编成《近思录》,结束福建之行而归浙时,朱熹亲自送行。五月底,抵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县)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庆约来到鹅湖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的规模不算很小。虽然直接参加辩论会的是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列席旁听者不少,如浙江学者刘子澄、赵景明、潘叔度,陆九渊的门人朱亨道、邹斌等。鹅湖寺地处闽、浙、赣交界,闻风而至的学者亦有若干人。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显得相当紧张。朱熹事后回忆说:“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朱文公文集》卷八七《祭陆子寿文》)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人的内心潜在良知。陆氏兄弟则主张“先发明人本心”,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

    陆九龄赋诗说: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磋,须知至乐在于今。

    认为人有天赋道德之心,强调自古圣贤相传的不过就是这种本心。人应该牢牢地掌握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这是入圣成贤之根本,何必将精力耗费于诠释古人经典,探求什么精微之义上呢?当陆九龄此诗才念到一半,朱熹就听出了意思,他对吕祖谦耳语道:“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陆九渊集·语录》)认定陆九龄所持的乃是与其弟完全相同的观点。

    紧接着,陆九渊和陆九龄诗一首: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经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这是讥朱熹为“支离”,当然为朱熹所不能接受。 双方激烈地辩论了三天。会上,二陆似占了上风。结果会议于六月八日结束,双方不欢而散。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吕祖谦在会上没有明确表态。对于朱、陆双方的观点,“甚有虚心相听之意”。但是吕祖谦内心还是倾向朱熹的“教人”之法,认为二陆的主张过于疏阔。这不仅可以从陆九渊埋怨吕祖谦“为元晦所尼”一语中得到证明,而且还可以从吕祖谦对朱熹与陆九渊的不同评价中看得很清楚。吕祖谦是这样评价朱熹和陆九渊的:“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吕东莱文集》卷五)“欠开阔”正是对陆九渊认识论流于空疏的一种婉转批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会后,吕祖谦利用自己对二陆的影响,积极协助朱熹做二陆的转化工作。他曾对朱熹提及此事:近已常为子静详言之,讲贯通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学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实,悠悠汩汩,无所底止,又适所以坚彼之自信也。“这里说的”讲贯通绎”,与朱熹所主张的“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是同一个意思。吕祖谦以为这是治学教人的根本法则,不可以轻易予以否定。或许有人因此而“支离泛滥”,这也是他本人没有真正领悟“讲贯通绎”的精髓,而使用不当所致,不能由此归咎于“讲贯通绎”这一法则。他指出陆九渊的错误在于因人废理。谓:“大抵陆子静病在看人而不在看理。”身为南宋理学阵营中“心学派的旗帜,陆九渊和”理学“派的领袖朱熹思想观点存有分歧,这是显而易见的。朱熹为人颇为“峻厉”,陆九渊也非随和之人。两人因学术的分歧,而一度影响到了私人关系的融洽,时有攻讦 。幸赖吕祖谦从中调和,才使双方关系得到缓和。在吕祖谦的努力下,首先是陆九龄放弃了鹅湖会上所坚持的观点。吕祖谦说:“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著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识中甚难得也。”

    至于陆九渊却始终没有为吕祖谦劝说所动。不过,陆九渊也没有因此而和吕祖谦产生龃龉。他从心底里对吕祖谦为沟通他与朱熹的学术分歧所做的一切还是赞同的。黄震说,吕祖谦死后,陆九渊在其祭文中,“亦自悔鹅湖之集,粗心浮气。然则先生忠厚之至,一时调娱其间,有功于斯道何如邪!”(《宋元学案·东莱学案》附录)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的时候,关心早在北宋时就已扬名九州的白鹿洞书院。该书院座落在朱熹任所的庐山之麓,始建于唐朝,当时已经颓败残破。十月份,在吕祖谦的积极参与和协助下,朱熹复建地处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朱熹作《白鹿洞赋》、《白鹿洞牍》。朱熹、吕祖谦作《白鹿洞书院记》,记叙白鹿洞书院创建变迁的历史始末。

    淳熙七年(1180年),张栻病逝。对张栻之死,吕祖谦极为悲痛。当他听到张栻讣告时,“适方饭,惊愕气通,手足厥冷,几至委顿”(《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与朱元晦》)在给朱熹的信中,连呼:“痛哉!痛哉!”。这时吕祖谦本人也已身染恶疾,一度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右肢风痺”,吃饭穿衣都要依赖家人的帮助。然而为了表达对张栻的悼念之情,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虚弱风痺之病体,在病榻上撰写了情真意切的张栻祭文。“虽病中语言无次序,然却无一字妆点做造也。”(《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与朱元晦》)完全是内心真实情感之流露,并为自己平时没有将张栻文稿抄录留存而后悔不已。他吃咐朱熹说:“张五十丈遗文告趁郡中有笔力早写一本见示,极所渴见,不必待编定,亦不以示人。其方无恙时,谓相见之日长,都不曾抄录,今乃知其可贵重也。”(《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与朱元晦》)

    淳熙八年(1181年)春,吕祖谦病中仍念念不忘调解朱熹与陆九渊两人之间的矛盾。他书信往来于两人之间,希望他们彼此消除分歧,求同存异。八月,吕祖谦病逝。也许吕祖谦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要辞别人世,以致直到临死前几天,他还兴致勃勃地同生前友好谈及自己的学术计划:“近日来读书,视旧颇不卤莽,若得十数年余暇,无他病挠恼,于句读训诂间或粗有毫分之益也。”(《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与周子允》)所以朱熹在其祭文中说:“始言沈痼之难除,犹幸死期之未即,中语简编之次第,欣此旨之可怀,惇讣东而谐至。”

    淳熙八年(1181年),也就是鹅湖之会后的第六年,陆九渊前往南康访问朱熹,并到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吕祖谦当时已卧床不起,听到这一消息很高兴。连忙写信给朱熹,询问此事,并又帮陆九渊说了一通好话,恳请朱熹主动与陆氏搞好关系,进行正常的学术切磋。此举也使陆九渊深受感动。陆九渊之兄陆九龄逝世后,陆九渊想到为其兄撰写墓志铭的最合适人选就是吕祖谦。他写信给吕祖谦说:“复斋(陆九龄)之葬,不可无纪,幽镌之重,岂敢他委,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书乞铭。”(《陆九渊文集》卷二六《祭吕伯恭文》?

    吕祖谦接信后,二话没说,立即握管挥毫,命人送去。吕祖谦死后,凶讯传来,陆九渊“心裂神碎,与二三子,恸哭萧寺。”(《陆九渊文集》卷二六《祭吕伯恭文》) 又特地从江西赶到金华,为吕祖谦送葬。他对吕祖谦的评价是:“外朴如愚,中敏鲜俪,晦尝致侮,彰或招忌。纤芥不怀,惟以自治,……远识宏量,英才伟器,……约偏持平,……不见涯涘” (《陆九渊文集》卷二六《祭吕伯恭文》)这里虽多溢美之词,然而还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吕祖谦其人其学的特征。如果没有对吕祖谦其人其学的透彻了解,是不可能有如此传神之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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