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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理学的摇篮

发布时间:2014-12-21 | 信息来源: | 点击数:401 | 字号:

    千秋评说朱子伟业

    朱熹与武夷山结下了理学之缘。

    对于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我国著名哲学家蔡尚思教授在为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编纂的《闽学研究丛书》而撰写的总序中有一段精辞的论述:

    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因此,有些学者称朱熹为“三代下的孔子“。

    在中国经学史上,最突出的是汉、宋两派:郑玄集汉代经学之大成,朱熹集宋代经学之大成。

    在中国理学史上,朱熹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及邵雍之大成。古来称“宋五子”,其实不够全面,应是“宋六子”。朱熹吸收道、佛两教的部分理论补充儒家的不足,而又不失其儒家的根本体系。他是古代新儒家的最大代表,而为近现代新儒家所仿效和歌颂。

    在中国学术史上,朱熹的博学超过了任何前人。

    在中国著述史上,朱熹的著述比之前人也是最多的一个。康熙与李光地编出的《朱子全书》,实是“朱子不全”之书。

    在中国文庙(孔庙)史上,汉后有那么多的先儒、先贤,但被封建王朝列入“十哲”之内者,朱熹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文化史、闽北文化史上,朱熹都占了第一位。福建之被称为“海宾邹鲁”、“理学名邦“,都是同朱熹分不开的。他对福建文化教育的贡献最大。

    单就以上这些方面来看,已可知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数一数二的地位了。

    蔡尚思教授不仅高度评价了朱熹,而且对武夷山也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有一首诗写道:

    东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

    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这并不是蔡教授独创的溢美之词。清朝学者蒋溥对武夷这座理学名山评论道:“夫武夷之在闽,殆与岱宗之在鲁。……况在赵宗之世,恒为臣儒所托足。龟山(杨时)、屏山(刘子翚)、晦庵(朱熹)、西山(蔡元定),一时讲学之盛,不下鹿洞、鹅湖,则又不仅玉女、晴川、仙坛佛地,为足供竹杖蓝舆,流连吟赏而已。”(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原序》)清乾隆时代的文渊阁大学士史贻直说:(武夷山)“六朝时自顾野王讲授其中,文学以显,至宋清献(指赵抃)筑‘吏隐亭’于三曲,其后杨文肃(杨时)、胡文定(胡安国)偶道于此,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历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而其名遂甲于天下。”又据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载:宋、元、明、清(至乾隆初)四朝,仅先后在武夷山景区内隐居的文人高士就有19位,结庐读书讲学的名儒43位,来武夷山探幽寻胜的学者、名臣387位,其中理学家47位,这些名人蜂涌而来武夷山,与其说是单纯为了流连于碧水丹山,勿宁说是兼优游与瞻仰于一体。清初康熙皇帝的宠臣、理学家李光地南巡时专程绕道前来武夷山,他仰望着朱子祠前康熙皇帝赐的御额“学达性天”肃然起敬,成诗三首。其中一首道:

    居于夫子以邹鲁,来往未曾拜夫子。

    此行弃舍浙江舟,取道回邅西水浒。

    探源莫惮九折深,阳止方知万仞古。

    飘风当谢武夷君,不是看山非采古。

    朱熹去世后,瞻仰胜迹的名人络绎不绝,跻跻于武夷山道,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庶布衣,究其原因全在于朱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如今,屹立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中心的武夷宫范围之内,新构建了一所朱熹纪念馆,方毅为其题写了馆名,馆处大门赫然撰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

    现在让我们回到朱熹当年在武夷山麓五夫里的寒居陋巷里,去探究他当年追索哲理的深邃心境;让我们攀登武夷山的千峰万壑,去倾听他当年滔滔论道的历史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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