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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岩茶具有原产地域产品应有的历史渊源

发布时间:2007-04-25 | 信息来源: | 点击数:472 | 字号:

     武夷岩茶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有武夷茶的传说,最早的文字记载则见之于唐朝孙樵(约825—885年)写的《送茶与焦刑部书》:“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孙樵在这封信中,把出产在“丹山碧水之乡”的茶,用拟人化的笔法,美称为“晚甘侯”。“晚甘”,甘香浓馥,美味无穷之意;“侯”即尊称。“碧水丹山”是南北朝浦城县令江淹对武夷山的赞语。当时崇安尚未建县属于建阳县管辖,故信中称:“建阳丹山碧水”,因此说孙樵所送的茶为武夷山所产。由此可见,武夷茶在当时已作为馈赠珍品。从这以后,“晚甘侯”便成为武夷茶最早的茶名了。此外,唐代进士徐夤在《谢尚书惠蜡面茶》诗中写道:“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

    宋代是武夷茶兴盛时期。由于崇安县的建立(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名声渐大,加之朝廷迁都临安(即今杭州),文人墨客、达官显宦、释家羽士纷至沓来,游山品茶,武夷茶的名气大盛。《崇安县新志》载:“其时的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蔡襄、丁谓、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逐名天下。”苏轼在咏茶诗中写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说明武夷茶已成为贡品开始步入皇家宫室,享誉于朝廷。理学大师朱熹在寓居武夷山时,还新自携篓去茶园采茶,以此为乐事。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曾说过:“到了宋朝武夷茶似已走上了新兴之路”。

    元代,朝廷为了监制贡茶,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特地在武夷山四曲溪畔设置“御茶园”,创官焙局。据山志记载当时御茶园的建筑物极为巍峨、华丽,完全按照皇家的规格模式设计构建。年产贡茶多时达360斤,成了皇家深爱之品。御茶园到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才免进贡,前后经历255年,客观上扩展了武夷茶的名声。

    明代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诏令产茶之地,禁止碾揉蒸青团茶,改制芽茶入贡。武夷茶逐渐向炒青绿茶转变,创制出乌龙茶(时称青茶)。据史料:释超全(1627—1717)的《武夷茶歌》和崇安县令陆延灿在1734年《续茶经》中收进的王草堂《茶说》等记载了武夷岩茶(即乌龙茶)的制做工艺。当代茶叶专家程启坤、张天福等认为此即为乌龙茶的工艺之源。

    清代是武夷岩茶全面发展时期,随着武夷岩茶生产的繁盛,其名声也大起。武夷岩茶也较大量出口,先是从分水关出境,辗转北行到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城进行边境贸易。随后则由海路进入英国和北欧各国,遂使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饮茶习俗,也多仿效武夷岩茶的品饮。武夷岩茶在西方国家风行后,还引起了科学界的兴趣,世界首创植物命名方法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于公元1762年再版《植物种类》一书时,把“武夷变种”作为中国中小叶种茶树代表。公元1840年前后,西欧科学家还把从茶叶中分离出来的没食子酸混合物,称为“武夷酸”。可见,清代武夷岩茶在世界茶叶史上的地位和深远影响。清末至民国初年武夷岩茶的销路仍然很兴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武夷岩茶销量锐减,产量陷入低潮。民国19—23年间,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掌握政权,茶叶便成为苏区进行对外贸易的重要交换物质。民国23年以后,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国民党崇安县政府对革命老区进行摧残、封锁,许多茶区被迫移民并村,茶园荒芜,茶农外逃,武夷茶业,颓败殆尽。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扶持革命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武夷茶区也迅速恢复茶叶生产,国家改革开放后,武夷岩茶倍受重视,茶园面积逐渐扩大,产量和外销量逐年提高。目前茶山面积9.6万亩,全年产干毛茶8.7万担,全市岩茶总产值1.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2%,创税利1500万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5%,成为我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近几年来,特别是武夷山已被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的遗产地,前来武夷山的名人名家,对武夷岩茶也倍加赞赏。国家领导人彭真、李先念、李鹏、朱钅容基、李瑞环、钱其琛、王光荣、雷洁琼、钱伟长、赵朴初和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等对武夷岩茶及“武夷茶艺”产生极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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