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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明福
发布时间:2014-12-26 | 信息来源: | 点击数:

                               

    熊明福(1902-1948),武夷山市洋庄乡坑口村人。1902年出生,儿童年代,因家庭贫寒,只念5年小学,就跟着父亲下地劳动,帮助家庭度难关。后因生活所逼,熊明福离家给本村地主做长工,在黑暗社会做了七年长工,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

    1928年夏,崇安东乡上梅、北乡岚谷等地,在党的领导下起民众,成立民众会,闹革命的消息传到坑口时,坑口的受苦农民,也在议论着要组织民众会。这年冬,徐福元受崇安县委的指派到了坑口村,发动群众,建立民众会。

    这位从苦海里成长的熊明福,他一面积极动员受苦农民参加民众会。一面积极配合吴永明支持徐福元开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坑口村于1929年春建立了民众会。在民众会旗帜下,坑口村农民闹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民众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民众队。

    徐福元号召民众队员献铁器打造土枪土炮。熊明福带头献出家里的旧铁,村里农民纷纷响应,很快就集中了一大批旧铁器。徐福元从江西铅山县请来铁匠师傅,日夜加班制造土枪土炮,坑口民众队很快拥有一批土制武器。

    这时期,正是崇安县委领导以上梅为中心举行农民暴动的时间。在徐福元的领导下,熊明福先后两次到上梅参加暴动,成了坑口村民众队的骨干。

    19305月,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在上梅成立,全县各乡积极响应,筹建乡(村)苏维埃政权。熊明福主动参与组建坑口村苏维埃政府工作,受到徐福元的高度赞扬。

    19311月和7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和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在熊明福出生地坑口村成立,坑口成为闽北党政机关的诞生地。这时,熊明福正处风华正茂的年代,他带领坑口村青年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从人力物力支持闽北分区委和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开展工作。

    1931年底,中央苏区决定拨给闽北根据地一个团的枪支。闽北军分区指定崇安县委书记汪林兴组织一个团的人员,徒步到中央苏区毗邻的光泽苏区取枪。汪林兴挑选700多名精干的赤卫队员组成运枪团,熊明福被任命为该团司事长,负责运枪团的后勤工作。在汪林兴的领导下,于19321月从中央苏区运回枪支700余支,大大加强了闽北红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闽北分区委通报嘉奖了“运枪团”,熊明福也因后勤工作完成突出,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熊明福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坑口一带坚持革命斗争,配合党组织扩大革命武装,建立巩固的革命据点,打造坚实的群众基础。时间进入抗战的1937年。这年7月,崇安县委根据熊明福的突出政绩和表现,任命熊明福为坑口区委书记。

这时期,随着抗战时局的变化,坑口区先后成为中共闽赣省委、闽浙赣特委、福建省委、新四军第三支队崇安留守处等4个省级机关的所在地,素称“红色都城”。打这之后,熊明福领导的坑口区的历史地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期间,熊明福以高昴的革命热情,从6个方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其一,为严防国民党顽固派对福建省委机关驻地发动突然袭击,熊明福在坑口村成立一个红色堡垒保(即独立保),并秘密武装了该保的基本群众。曾镜冰等省委和闽北特委的领导人亲自指导这个独立保的工作。该独立保以保卫家乡的名义反特锄奸,实行坚壁清野,使国民党特务不敢涉足坑口地区。

其二,19397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福建省委首届党员代表大会在坑口村头的绿村洋山上(省委机关驻地)举行,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显代表东南局到会指导。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曾镜冰为首的福建省委领导机构和出席党的“七大”代表。福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团于当年11月由坑口起程,步行北上。他们渡长江,过中原,上太行山,几经周折,在抵达延安时已是1940年腊月。福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之一程序,曾作一首“延安行”诗,以示怀念。

其三,1939年秋至1940年底,福建省委武夷干校在坑口村头绿村洋山上先后举办4期,一批又一批的学员为抗日救国而不辞跋山涉水,冲破国民党道道封锁线,从上海、福州等地进入坑口地区,每期进入和离开坑口的学员,均是由熊明福领导的坑口接头户,按照省委机关布置的接头暗号接送。坑口的接头户不畏艰难和险阻,出色地完成了数百次接送任务,受到学员们高度称赞。当年的学员编谱了一首赞颂武夷山的歌曲。歌词为:“武夷山上,十年抗争,灿烂辉煌,武夷山上,生长着一群抗日健儿,他们奔驰在扬子江畔。武夷山上,今天是青年学习会场,明天是他们作战战场。听啊!歌声怒吼,看啊!雪花飞溅,伟大武夷山!”

其四,在福建省委的领导下,以坑口为基点,以自卫武装为后盾,在崇安县委管辖的基本地区范围内进行了“二五”减租等有益于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的活动。在实行“二五”减租过程中,唯有熊明福领导的坑口区坚持了3年,其他地区只实行一年。

其五,熊明福在坑口区设立的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组织,在开展抗日宣传中取得显著效果。崇安县委及时将这种组织形式普及到全县基本地区,使深居后方的群众能了解到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战场英勇抗敌的信息,激发群众的爱国抗日情绪,这些工作起到了巩固与扩大全县基本地区的作用。上述合法斗争方式为福建省委后来系统总结“三大”创造理论提供了资料佐证。

其六,闽北兵工厂大部分人员奉命北上安徽岩寺(新四军军部驻地)后,福建省委决定将留下的黄天仕(闽北兵工厂指导员)等5位具有军工生产专长的人员,在熊明福领导的坑口区的宿军塘设一所隐蔽的小型修械所,取名“宿军塘修械所”。其任务:一是负责保管闽北秘密留下的枪支弹药;二是担负供应和维修省委机关、崇安、建阳、政和、松溪等地自卫人员所用的武器装备;三是借以保留军工生产骨干。这个修械所,在坑口基本地区党组织和群众支持下,一直坚持生产到19411月,福建省委派王助到修械所宣布,黄天仕等5人调福建省委特务队和教导队分配工作。至此,这个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并延续下来的闽北兵工厂,才完成了它在保卫基本地区和抗日反顽斗争中肩负的历史使命。

    19437月,熊明福领导的坑口区,在崇安县委直接领导和帮助下,使坑口区成为闽浙赣边区一个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基本地区。在这历史重要转折时刻,中共闽北特委任命熊明福为中共崇安县委书记。熊明福刚上任,时逢国民党闽浙赣三省绥靖指挥部对闽北崇安进行第六次“清剿”,对驻过中共福建省委机关的坑口区,实行“五个强行”:(1)强行推行“移民并村”,将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村头村的房屋放火烧光,把群众全部并到距离村头村3华里的长涧源村。这个仅有几十户的村庄,筑有4个炮台,驻扎半个团的国民党兵。(2)强行推行“堡垒政策”。在坑口、长涧源、车盆坑之间,每隔三四里筑一碉堡,这一带共筑几十座碉堡,每个碉堡住一个班的兵力,形成一道道封锁线。(3)强行推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盐”,每天查一次户口,按人口控制供应。(4)强行推行“连坐法”,即一家通“匪”,十家连坐,全部杀光。(5)强行推行“征丁”,许多青年为逃征丁而流落异乡。

    面对敌人的全面“清剿”,熊明福为书记的中共崇安县委,认真执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有理、有利、有节”等策略原则,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此时,国民党顽军从坑口到岚谷,出岭阳关到上饶的禹溪至铅山,再从分水关回到崇安,然后周而复始,持续循环,寻找闽北崇安游击队的踪迹。熊明福掌握了顽军寻找游击队的规律后,就将计就计,率领队伍尾随其后,在武夷山群山峻岭与顽军周旋。见到小股顽军而地形又有利就袭击;见到顽军大队伍就立即转移隐蔽;见到顽军集中兵力上山搜查,游击队就以武工队形式,分散潜入村庄发动群众,或抓住地主搞到粮食就撤出。游击队像一支神兵,搞得“闽北绥靖指挥部”司令钱东亮无可奈何。国民党顽军发动的第六次“清剿”以失败告终。

    抗战后期,崇安是闽北基本地区的中心,熊明福依托坑口区“独立保”,领导党组织和游击队,团结基本群众联合反特锄奸。一天,有3个特务到坑口区的廓前岭头,企图侦察崇安县委的活动地点和规律。这3个特务刚出现在岭头山上,就被县委书记熊明福等人发现,当场击毙2个,另1个耳朵上割一刀做记号释放回去。此后,国民党特务不敢涉足坑口地区。

抗战胜利后,熊明福适时把握崇安基本地区的斗争形势,正确贯彻党中央、福建省委和闽北地委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领导崇安基本地区军民积极开展爱国游击战争,在全县境内建立20多个游击区,胜利地保持和推动了以崇安为中心闽北游击区的巩固和发展,为解放崇安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这时期,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在闽北地委指导下,熊明福组织县委成员和游击队骨干采取整训形式,对贯彻中共中央、福建省委关于目前时局的一系列指示和策略原则;对开展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和反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对游击战的开展等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小结,认为崇安基本地区在上述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主要原因是:(一)崇安县委结合自己的实际,正确执行了上级党委确定的关于抗战胜利后的一系列指示和策略。(二)崇安是经过大革命后期、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考验的支点,有着长期斗争的历史和实际经验。(三)崇安基本地区是一块有坚实群众基础,深得群众支持的隐蔽基地,在各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既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力量,又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阵地,较好地实现了福建省委确立的主要战略目标。

194612月,闽北地委向崇安县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要求“福建省委应采取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一)在敌力量薄弱,我武装和群众基础较好,游击战争条件已成熟,应立即开展游击战争。(二)在我力量薄弱地区,应积极联系群众,进行掩蔽分散活动。(三)对各种反蒋地方势力,应广泛联系。(四)对城市及重要交通地区,应采取精干隐蔽发展。

熊明福遵循中共中央提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的要求,在闽北地方领导下,在崇安西北部和西南部的洋庄、岚谷、吴屯、星村和闽赣边区,依据上述四种不同情况,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带,大力开展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在敌人力量薄弱,我武装力量较大,游击战争条件已成熟的地区,积极开展扩大武装的工作,使全县党的组织和党员数有所增加,武装人数和活动地域有所扩大。这期间,崇安县委领导的游击区以及游击队活动的地域包刮崇安西部、北部、西南部20多个乡(村),在上饶、铅山、广丰边界建立了十多个游击区,与崇安全县的游击区联成一片。这是熊明福正确执行党中央关于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方针的结果。

19475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崇安基本地区发动军事“清剿”的同时,还在坑口、车盆坑、长涧源等地收买熊金明、聂安林等充当国民党特务,为敌人收集崇安和闽北党组织活动情报。熊明福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果断地镇压了危害极大的熊金明,对其他人员采用警告的办法,使他们既不敢乱说乱动,又为游击队提供敌人的行动计划等情况,为我所用。

这年底,熊明福因被坑口村反动甲长熊开元告密不幸被捕,关押在坑口乡公所。我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秘密告诉熊明福,他被捕是甲长熊开元告的密。熊明福即利用敌人审讯机会,反戈一击,咬定这个甲长有里通共产党,基本群众也说这个甲长有通“匪”,给国民党特务造成错觉,杀了这个平日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

熊明福在关押期间,敌人采用灌辣椒水、竹尖夹指头等重刑,逼他招供。他心中装着党和群众,始终忠贞不屈。敌人于19482月,将熊明福押解到坑口孟家湾枪杀。

     在岗哨林立,警备森严的刑场上,熊明福步履坚定,神色自若,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这时,一阵枪声响起,熊明福英勇就义。

    熊明福为建立共和国壮烈牺牲后,他爱人丁金妹被以“共产党要犯妻子”为名,几次被国民党抓去坐牢,受尽“铁棒烫烙胸部”、“坐老虎凳”等酷刑,后经坑口群众联名担保,她才生存下来。解放后,丁金妹同志继承熊明福烈士遗志,积极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被推选为坑口乡妇女主任。

    1962年3月6,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偕夫人康克清一行,在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秘书长黄知真陪同,从上饶穿过分水关,来到崇安(今武夷山市)老区视察。视察期间,朱德副主席和康克清亲切接见了熊明福烈士爱人丁金妹,并与丁金妹等“五老”代表合影留念,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熊明福烈士家庭政治上的关怀和安慰。  

 

( 张金锭  柯学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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