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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
发布时间:2012-10-24 | 信息来源: | 点击数:

 

黄道,原名黄端章,别号一鸣,江西横峰县姚家垅人,一九○○年四月二十五出生,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遇害于江西铅山河口。陈毅生前称赞他是“江西人民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

革命熏陶,在斗争中成长

黄道的父亲黄菊,略通文字,靠种族上的祀田和开小中药铺为生。母亲李爱娇,料理家务。一九○七年,黄道开始在本村上学,一九一三年又进了本村的高等讲堂。黄道读书时,成绩优异,思想开朗,曾反对父母替小妹黄梅贞裹脚。一九一三年,由父母作主与吴品秀订婚。因为吴品秀是个大脚,村里的人风言风语,弄得黄道的父母拿不定主意,转来问黄道:“品秀是个大脚,你喜欢不喜欢?”他毫不犹豫的回答:“喜欢!”订婚后,去见岳母,他向岳母提出,让品秀读书。岳母不以为然地说:“咳,女儿家读什么书?”黄道说:“为什么女儿家就不能读书?”由于黄道反复做岳父母的工作,吴品秀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后来又在黄道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

一九一七年秋,黄道考入上饶鹅湖师范(原鹅湖书院)。一九一八年,他改读鹅湖中学。一九一九年秋,黄道考入南昌二中。当时《新青年》等书刊和其他先进启蒙读物也传到了南昌,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在南昌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方志敏等一批先进青年,正在开展反对腐败教育,驱逐反动校长,查禁日货等斗争。黄道一面热心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一面发动二中同学积极响应、支持方志敏领导的斗争。

在南昌二中,黄道与袁玉冰等八人志同道合,经常结伴在东湖之畔,赣江之滨,议论国事,抨击时弊,辩论中国向何去等问题。同学们戏称他们为“江西八大家”。他们酝酿成立了一个团体,定名鄱阳湖社,一九二一年元旦又正式更名为改造社。改造社的宗旨是“改造社会”,“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

为了向全社会作宣传,改造社于同年五月一日创办了《新江西》杂志。这是江西最早的以探讨社会政治问题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对江西开展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播种的作用。黄道是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这个刊物上,他先后发表了《难道女子不是国民吗?》、《暑假期中之杂感》、《阻碍新文化运动的是谁?》等笔锋犀利的文章。他热情地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他说:“男子所能享受的权利女子也可以享受,为什么男子可以参政,女子却不能呢?”他愤怒地指责:“中国的军阀,杀人放火,刮地皮,把持国政”,“军阀横行,各处兵祸不止,把个偌大的中国搞得这样糟。”他大声疾呼:“女界同胞啊!现在是二十世纪了,这样不平等的阶级,也应该想法子竭力打破它!”他揭露新文化运动中那些“假名的、口头的、谬误的”几种人的嘴脸及其危害性:“假名的都是背着新文化运动的好招牌干坏事”,口头的“这种人专是纸上谈兵,不问实际”,发展下去,“将来就要成一种空谈的流行病”,至于“谬种流传,真正的必从此消灭,这样做去,实在危险万分。”

随着《新江西》的发行,改造社的影响日益扩大,江西的许多进步青年都要求加入。后来改造社发展到一百多人。方志敏以后回忆说:“江西改造社,是十几个倾向革命的学生组织的,袁孟冰(即袁玉冰——引者)、黄道同志都在内。工校风潮后,他们认为我是革命青年,介绍我加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地注意到这个革命团体,不断地从广州等地寄来马列主义著作和介绍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让改造社中的青年们学习、研究和宣传。不久,黄道的好友汪群给他送来山本《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他爱不释手,怀着极大的热忱认真阅读,使他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一九二二年,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被军阀赵恒惕杀害。改造社发起召开群众大会,纪念国际劳动节并追悼两位革命烈士,控诉赵恒惕的罪行。袁玉冰、黄道等以改造社同人名义撰写挽联,上联是:“谋劳工解放,即是谋全人类解放,要达到这个目的,谁也有象黄,庞被杀的机会”;下联是:“对黄、庞痛哭,即是对全中国痛哭,只是徒然流泪,便愧对这实行奋斗的男儿”。会后,南昌《大江报》出版了“五一劳动节特号”。反动军阀把《大江报》视为洪水猛兽,诬它“煽惑劳工,鼓吹共产主义”,竟将《大江报》封闭。

一九二二年秋,黄道在二中毕业,回家乡在信江中学教书,同时进行革命宣传,“引导一批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其中毕保利、毕公士等同志,为共产主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黄道,这时已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一九二三年秋,由于汪群的支持、鼓励,黄道和邵式平一道,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黄道有机会听到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讲演。他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参加革命运动,“于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师大出席学联的代表,取得了北京学联的领导地位”,并与陈毅“订交”。不久,黄道担任了北师大党支部书记。他通过党组织,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同时,他与江西旅京学生创办了《博物》。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领导北师大学生积极投入反帝斗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的请愿斗争中,黄道和邵式平都是北师大示威请愿队伍的领导人。这时,他“实际上是北方国民革命的领导主持的一员。”后来他回忆这段革命经历时常常说:“当时北京的学生运动,是我这一生的转折点。”

黄道在北京求学期间,利用每年寒暑假回家的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五年夏,黄道首先联络过去在横峰岑阳小学读书时的进步同学吴先民、邹秀峰、钱璧等,成立了横峰县最早的革命团体岑阳学会。七月上旬,在黄道主持下,岑阳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学会章程,宣布岑阳学会的宗旨是“宣传革命,吸收人材”,还创办了《岑阳月刊》,由钱璧任主编。

一九二六年初,黄道在岑阳学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横峰县中共第一个党支部,吴先民、邹秀峰、钱璧等都入了党。同时,黄道还开始在姚家垅、青板桥、楼底兰家一带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在他的发动下,横峰百家坂村的贫苦农民首次对土豪劣绅进行清算斗争,通过这次斗争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土豪的威风,农民协会在横峰的许多村庄发展起来。为了培养斗争骨干,扩大革命影响,黄道在姚家垅开办了农民夜校,亲自任教员,还创作了《穷人翻身歌》,号召“千年枷锁要烧断,泥脚翻身做主人”。姚家垅的地主、黄道的堂兄黄文中,眼见农民运动势如燎原烈火,深夜将陈年积谷偷偷向外转移。黄道得知后,组织农协会员,在半路上截住没收,分给广大贫苦农民。黄道这一大义灭亲行为,多受到了广大农友的一致赞扬,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参加农民协会的人越来越多了。

黄道在姚家垅、青板桥一带组织的农民协会,“和当时方志敏、邵式平同志在弋阳进步青年中所组织的‘青年学会,、‘益友社’以及中共弋阳支部和漆工镇、邵家板一带的农民协会互相呼应,这都是赣东北最早的革命火种”。

历尽艰险,创建赣东北根据地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黄道遭到通缉,他奉党的指示,回南方工作。这时,江西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黄道和吴先民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家乡发动农协会员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北伐军攻占了九江、南昌,向赣东北前进。黄道被任命为横峰国民党县党部领导人、上饶中学师范部主任。

一九二七年二月,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以黄道为首的横峰县党组织根据当前形势和省农民代表大会精神,决定武装进攻横峰县城,赶走反动县长,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三月四日,黄道等率领楼底兰家等村。农协会员,手执大刀长矛、鸟枪土铳,潮水般地冲进横峰县城,占领了伪县政府,收缴了伪警察局的全部枪械,吓得伪县长从后门爬墙逃跑。接着,在城内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农民协会;邵式平以省农协特派员身份宣布撤销伪县长和伪公安局长。会后,邵式平、黄道等率领兴高采烈的农友们举行盛大庆祝游行,一路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革命向前进,工农兵联合,万众一条心,除军阀、杀贪官,土豪要除尽!”

不久,黄道奉党的指示,调回南昌,同方志敏一道被选为当时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并兼任宣传部长和南昌中学第二部主任委员(当时南昌公立中学统称为南昌中学,第二部即南昌二中)

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黄道作为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前,他和罗石冰代表中共江西省委,与周恩来派来的代表刘伯承、聂荣臻商讨地方党组织如何配合和支援起义诸问题;根据商谈结果他积极投入组织工人、青年学生成立担架队、宣传队等活动。起义后,他又参加了新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议,发动南昌人民捐款一万余元,与罗石冰一道送交起义部队。

“八一”起义部队南下后,黄道再一次遭到通缉,党派他回赣东北开展革命工作。他在同情革命的朋友的掩护与帮助下,潜回贵溪的文坊,住在汪群的父亲那里,以后又住在北师大同学张石樵家里,然后秘密回到家乡姚家垅。一九二七年十月的一个晚上,方志敏秘密来到姚家垅,向黄道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商量今后行动诸问题。接着,他们又与已经秘密回到赣东北的邵式平和正在农村坚持游击战争的雷夏、吴先民、黄端喜等取得联系。至此,失散的革命力量又重新聚集起来了。同年十一月,经过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的联系,由方志敏主持在弋阳窖头村召开了赣东北的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共产党员联席会议,即著名的窖头会议。会议决定利用旧历年关,在弋阳、横峰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还通过了武装起义的纲领、成立弋横工作委员会和起义指挥部,方志敏为书记,邵式平、黄道为委员。会上并决定黄道去弋阳漆工镇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暴动。

窖头会议后,黄道化名陈松寿,以“郎中”(中医)身份为掩护,在弋阳漆工镇组织“上名字”运动,一个村又一个村的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分地”。他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农友们懂得起义和掌握武器的重要性,他说:“土豪劣绅,贪官军阀,好象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们穷人的头上。而共产党就是要把这块石头翻掉,使穷人抬起头来。”他指出:“如果我们没有武装,就好比笼中的鸟,反动派要捉就捉,要杀就杀。”一天,他来到上背村,一个穷苦农友向他说:“先生,革命是好事,就伯是我们穷人势小啊”黄道问:“你们村几多财主、几多穷人?(财主不过两户,其他都是穷人。”

“可见财主是少数,穷人是大多数,和你一样,都是要革命的。”黄道接着说,“一根线容易扯断,织成布就扯不断啦。人心齐,泰山移。人齐心协力,力量大得很哪!”经过一个多月鲜明、深刻的阶级教育,弋横地区大部分村子都有了农民革命团的组织,且坚定了革命信心。

一九二七年旧历腊月初十,方志敏领导的楼底兰家农民武装打响了年关暴动的第一枪,黄道领导的弋阳九区农民革命团奋起响应。起义群众砸开地主粮仓,焚烧了地主借据田契,镇压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不久,中堡、青板桥、葛源等纵横数百里地区也先后竖起了农民革命起义胜利的红旗,邻乡的农民群众也纷纷派代表到起义的村庄,要求援助起义。

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党江西省长朱培德派一个团的部队,在地主武装靖卫团的配合下,向弋横革命根据地反扑过来。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使革命斗争极为艰苦,根据地缩小到弋阳、横峰之间的磨盘山周围的几十个村庄。这时,党内出现了少数动摇分子,有的主张解散队伍,把枪埋在地下;有的主张转移活动地区。为了澄清党内思想,坚持游击战争,弋横中心县委于六月在弋横交界的小山方胜峰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团省委派到赣东北的代表庞先飞等少数人对革命悲观失望,主张“放弃阵地,分散隐蔽。”方志敏则坚决反对这种逃跑的办法,严正指出:“如果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便埋枪逃跑,群众牺牲太大;丢下群众逃跑,这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我们应当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黄道和邵式平、方志纯等,坚决支持方志敏的意见,驳斥庞先飞的错误主张。会议最后决定,将起义武装四十余人集合起来,由邵式平率领去阻击敌人的进攻;派黄道到贵溪、余江、万年地区,组织新的武装起义。

这时,敌人到处捉拿黄道不着,便将黄道的父亲黄菊投入监狱,不久,将他杀死在县城东门外;接着,又把黄道母亲关进监狱。、

这一段时间,黄道以他的全部精力,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与邹秀峰等在贵溪周坊开办农民刁练班,培养武装起义骨干。他亲自带学员们到深山上课,介绍斗争方法,结业时大多数学员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回村后,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开展“上名字”运动。到一九二八年底,农民革命团已经成为半公开的组织,不少村庄掀起抗租、抗债、分义谷的斗争。

岭脚底村的恶霸地主水蛇崽四兄弟,眼见风声日紧,惊恐异常。他们一面向国民党贵溪县政府告急,一面买来两门炮,向农民示威,扬言要捉拿黄道、邵忠“严办”。一些邻村的地主土豪也蠢动起来,指挥团练、梭标队到处威胁农民。就在这时候,又传来了邵棠不幸在弋阳牺牲的消息。革命群众再也压不住心头怒火了。以黄道为首的贵()、余()、万()中心县委接受了农民的要求,一九二九年一月,以周坊为中心的贵、余、万起义爆发了。首先,农民革命团在周坊的江家坪村设下埋伏,黄道以召开会议为名,派人“请”水蛇崽四兄弟来开会,趁这个机会活捉了他们。接着,农民革命团便向土豪劣绅进攻,又抓到门上周家的恶霸三崽仂,当众宣布这五个恶霸地主的罪状,并处以死刑。这样,平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被迫拿着田契、借据向农民革命团求情。

周坊起义胜利后,紧接着,贵溪信江以北、余江、万年周围六十里的村庄都举行了起义,直接威胁到上述三县的县城。一部分恶霸地主开始逃亡,另一部分则向革命力量疯狂反扑。一九二九年五月底,贵溪县的靖卫团头子翁志高、郑作霖等,带领靖卫团和警察一百余人向桃源胡家疯狂扑来。黄道根据打进靖卫团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的报告,预先将农民革命团埋伏好,然后派人来个“酒肉计”,将匪军一个个灌醉,枪声一响,几千农民包围了靖卫团。这一仗,消灭敌人一个营,缴枪四十余支,匪首翁志高受到镇压。

消灭翁匪后,黄道将缴获来的枪枝集中起来,成立赣东北红七连。在周坊举行的红七连成立大会上,黄道讲了话,强调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到一九二九年八月,贵、余、万根据地发展到贵溪的信江以北,余江的橡皮弯、大桥,万年的富林等地区,成立了三县的县委和苏维埃政府。一九二九年底在弋阳漆工镇召开了信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黄道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一九三O年,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利用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积极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根据地由信江流域发展到整个赣东北,红军也由一个团扩充到一个军,共三万余人。不久,赣东北根据地与闽北根据地打通了,遵照中央指示,将两块根据地合并,成立赣东北省委和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以后改称闽浙赣省委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为主席,黄道任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以后还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军委政治部主任等职。为了加强对闽北根据地的领导,一九三一年四月,省委决定派黄道去闽北任特委书记。

呕心沥血,领导闽北根据地

闽北根据地原是徐履峻和陈耿等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创建的。一九三O年与赣东北合并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命令闽北红军(独立团)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九江,致使部队和根据地遭到很大损失。黄道初到闽北时,闽北苏区问题成堆,接近塌台:红军只剩下两个连,根据地缩小到崇安的大安街和铅山一带,党组织成员之间闹不团结,肃反扩大化,……而国民党卢兴邦、刘和鼎和周志群部又同时发动进攻。这些问题如不妥善处理,闽北根据地就有丧失的危险。

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黄道到闽北后,首先整顿红军。他以从赣东北带来的红十军特务营和机枪连四百余人作基础,加上闽北红军,扩编成闽北独立团。独立团由黄立责任团长、薛子正任政委,黄道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为了巩固闽北根据地,闽北特委还着手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党组织。在黄道、黄立贵等领导下,经过一系列战斗,一九三一年底解放了崇安,并在此设立了闽北特委机关和闽北特区苏

维埃政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国民党从福建浦城和江西各派一个师,又从建阳调来张銮基一个旅,三面进攻我崇安城。黄道根据情况,带领机关及时撤退到大安街,以四渡桥炮台为工事,用一个连的兵力坚守,发动群众造土炮,以劣势武器挡住敌人达一年之久,张旅屡攻不下,伤亡过半。自此,国民党反动派再也不敢轻易地进犯闽北,只在上述地区的边境骚扰、捣乱。到一九三三年初,根据地便逐渐由崇安、建阳、铅山的部分地区发展到包括崇安、铅山、上饶、广丰、浦城、贵溪、光泽、邵武等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建阳县委和邵光县委,各县还有独立营、团、队,拥有各种枪枝二千余支。还建立了红军干部学校、兵工修械厂、地雷手雷制造厂,打垮了包围闽北苏区的民团、大刀会、花篮会等地主武装,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开创了闽北苏区的全盛时期。

与此同时,黄道对中央派驻闽浙赣根据地的代表曾洪易秉承王明旨意,大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做法作了坚决抵制,解脱了一批受冤屈的同志,为闽北党和红军保留了力量。闽北老红军吴奇伟,便是当年肃反委员会枪口下的幸存者。他当年是闽北特委的炊事员,是在山上砍柴时被抓起来的。原来,闽北山区的群众砍柴是用树藤、竹篾,将柴捆成两把,中间插进一根竹竿或柴棍,搭成“A”形、肩挑回来的,谁知肃反委员会硬说这是“AB团”的代号,把他抓了起来,并被判处死刑。怡巧,这天黄道路过这里,问清情况后,便说他急需一个挑夫,借以把吴奇伟救了下来。

鉴于当时闽北党内存在着不团结现象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黄道在闽北注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出版的《党的建设》第二期上,发表了《应该纠正目前党内几种严重错误》一文,指出党内一部分同志之所以不团结,是因为这些同志“把党看成一种有势力的东西”,而有的同志又有严重的自由主义思想,那是因为这些同志“觉得加入了党反要受党的调遣,自己不自由,不如脱离了党,反可以做做生意,赚点钱富裕。”他说:“凡此种种,都是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和对革命动摇的思想,不是无产阶级观念”。“凡是不顾革命、只顾自己的利益,只顾个人自由的,就不配做共产党员。”他要求“各级党各个同志,都应拿出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纠正这些错误,转变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这篇文章对于闽北党组织的建设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黄道还抓了闽北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成立了闽北工农银行,发行了纸币。各乡各村都办有小学(有的叫列宁小学,有的叫红旗小学)。后来在大安街兴办了一所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校长便是黄道的爱人吴品秀)。师范学校学生一年毕业,出来任小学教员。苏区普遍举办工农夜校和识字站,各乡设立业余剧团,严禁赌博、迷信、抽鸦片;乞丐、流氓、妓女、盗贼也基本绝迹了。

一九三三年,中央根据地与闽浙赣根据地打通后,在黎川成立了闽赣省委,黄道曾一度调任闽赣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不久,在敌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闽北苏区与闽赣苏区被割断。为加强闽北地区的领导,中央又派黄道任闽北特委书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黄道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出生入死,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后,黄道奉命留在闽北坚持游击战争。敌人以十万兵力向闽北苏区压来,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为了避免与优势敌人决战,黄道召开特委会,准备撤出苦心经营多年的大安街,到附近的长涧源把部队分成小单位在武夷山打游击。当时,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等一小部分人,却坚持王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在所谓“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下,坚持“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和“分关把口”的方针。以黄道为首的绝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李德胜的错误主张。最后决定“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力量,相机打击敌人”,目的是“牵制敌人,让中央红军北上。”在撤出大安街前,黄道下令实行坚壁清野,在大安街隔河的大操场及居民房子里、菜园子里,甚至锅灶里埋了很多地雷、挨丝炮、炸弹,后来敌人虽然占领了大安街,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了应付新情况,黄道主持的闽北特委决定:在军事上,特委和军区随独立团行动,各县成立游击司令部,县苏维埃主席和县委书记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随县独立营行动;各区成立游击指挥部,区苏维埃主席和区委书记分别兼任游击队长和政委,随区游击队行动。在政治上也采取一些新措施:撤退公开干部,建立隐蔽的地下支部;在敌人进驻的地区采取“白皮红心”(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继续

坚持斗争)政策,进行隐蔽的合法斗争。

一九三五年是闽北游击战争最困难的一年。敌人在根据地周围建立了无数条封锁线和无数个据点,并采取移民并村办法强迫群众到据点去住,企图困死红军。这一年的寒冬,大多数同志都没有穿上棉衣多有的同志竟被活活冻死在武夷山上的高峰——五府岗。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里,个别人开始动摇了。一九三五年三月,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在铅山篁村借口去探察敌情,公开叛变投敌,并立即带了国民党匪军搜山,残酷杀害来不及撤退的我军医院的伤病员。对此,黄道及时召开闽北分区党委会,作了《反叛徒,提高革命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的政治报告,决定由吴先喜任军分区司令员,并将情况通报各地,特委、军分区机关和兵工厂也及时作了转移。

李德胜叛变后,黄道作了一首《骂叛徒李德胜歌》,教育大家坚持革命气节。歌词是:

李德胜,

真混账,

敌人进攻他就慌张,

借口探敌情,

公开去投降,

带了敌人奔袭我们到三港。

贪生怕死最可耻,

拖枪投敌黑心肠。

骂声叛徒休猖狂,

乌云一过出太阳,

这笔血债一定要还偿!

同志们,

不要惊,

革命好比火炼金,

真金不怕火,

怕火非真金,

        一切复杂一经火炼现原形。

革命同志心如铁,

任何困难不变心,

为着工农的利益,

不顾一切的牺牲,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李德胜叛变后,形势更加严重起来,游击队员不得不经常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转移,有时一夜就得换四个山头。一次,在崇安坑口一个山边被敌人追上了,同志们爬上了山岗,黄道因体胖爬不快,便急中生智伏在茅草丛里,敌人用枪尖乱戳,黄道也已把手枪子弹推上了膛,准备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后来吴先喜、曾镜冰率领游击队打垮了敌人,多找到了黄道。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诱降黄道,从赣东北将他的母亲和妹妹抓来,但黄道丝毫不为所动。后敌人又四下贴布告,悬赏捉拿黄道。时间一天天过去,粮食吃完了、食盐也没有,黄道便发动大家剥竹笋、找野菜、挖葛藤根充饥;没有房子住,就盖竹棚子,有时就住在山洞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敌郜子举一个营到上饶甘溪来“围剿”,黄道、吴先喜等集中了五六百人的优势兵力,在甘溪五里外金钟山打了个伏击战,痛快淋漓地消灭了二百多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

在崇安岚谷大山的樟村,黄道和游击队员欢度了一九三六年元旦。为了改变老在根据地转来转去的被动局面,新年后,黄道向特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积极向敌后挺进,开辟新游击区。”特委一致通过了黄道的建议,并决定留下曾昭铭、汪林兴等坚持崇安、建阳老根据地,由黄立贵领导独立师打出浦城,经过松溪、政和向屏南一带发展,迫使敌人撤走进攻游击队的部队,从而打破了敌人对游击队的封锁和“围剿”。

一九三六年二月,闽北、闽东两支游击队在福建寿宁县洞宫山胜利会师。同年四月,黄道与闽东游击队领导人叶飞等在洞宫山举行会议。鉴于敌人组织“闽浙赣剿匪指挥部”统一对付我们,叶飞建议,在目前失去中央领导的情况下,两个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党需要加强统一领导。于是会议决定成立闽赣省委,黄道任省委书记。

当时闽北、闽东等地的大刀会比较普遍,这是一批自发的民间迷信武装组织,其成员大多数是穷人,但有的大刀会被地主阶级利用来对付游击队,有的则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黄道分析了这一情况,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去分化争取他们,派黄立贵、饶守坤到以抗丁抗税做号召,活动于建阳、松溪、政和一带的林熙明领导的大刀会工作。黄、饶对林熙明等晓以大义,陈以利害,用吃符、喝鸡血酒等原始形式将他们争取了过来。以后又通过林熙明大刀会,从浙东方面争取大刀会一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闽赣省委领导的游击战争。此外,黄道从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争取很多的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政策上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政权问题上,由建立苏维埃政权转为利用旧政府保甲制度;在土地问题上,由没收地主土地转为向地主筹款和实行减租减息。这样,农村反对我们的人减少了,部队的军饷、粮食、弹药有了着落,游击队便站稳了脚跟。到一九三六年底,闽赣省游击区已发展到东至大海,南抵闽江口,西达闽赣交界的邵武、光泽、资溪,北连江西信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以黄道为首的闽赣游击队终于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困苦的年月,敌人的“围剿”计划破产了。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黄道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毅力和坚韧不拔的克服困难的精神,感染着每个游击队员,鼓舞大家战胜困难、坚持斗争。他利用战斗空隙自编讲义,为同志们上政治课,讲经济学、哲学。他看到有的战士是文盲,便令其子黄知真教战土识字。他还创作了很多歌曲,和大家一起参加歌咏比赛。有一次,部队在深山吃不到粮食,只得挖野菜充饥。苦涩的野菜难以下咽,黄道故意提出“什么时候最快乐”的问题来让大家讨论。有入说,“跑了很多路得到休息最快乐。”有人说:“打个胜仗最快乐。”黄道最后说:“大家说得都对。不过今天我说是吃野菜最快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苦涩难咽的野菜也就在笑声中吃光了。后采黄道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名“在这十年中,我经过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对我却是滋滋有味的生活。”

黄道也有心情沉痛的时候,那就是当战友们不幸被捕或遇难的消息传来之时。一九三五年九月的一天,他从报纸上得知方志敏不幸被捕的消息,难过得饭也吃不下。晚上,他含着热泪对围着篝火的游击队员们说:“当年赣不北起义时,志敏、式平和我是最亲密的战友,现在志敏同志不幸被俘,……式平同志也不知情况如何,……我们的担子更加重了。”后来黄立贵、吴先喜等牺牲时,他也十分难过,一连几天饭吃不好,觉也睡不好。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某天,黄道从战场上下来,在一家农家门口稍事休息,他领受了主人送来的热茶,抬跟望望对面硝烟未尽的山峦,回想离开赣东北省苏维埃驻地时方志敏对他“任重道远”的嘱咐,思绪万千。顺口道出:“叹息斯民犹困顿,驰驱战马未玄黄。”表达了他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

一九三七年初,黄道在崇安看到一张从广丰包盐回来的旧报纸上面有西安事变的消息,接着又在截获的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了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知道有“一二九”运动。黄道敏锐地估计到全国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他一面派人到上海、香港,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一面又派人下山购买书籍和报纸。不久,书报买回来了一些,派出的同志也设法寄回了党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作出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以及红军挺进山西的《东征宣言》。黄道便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党中央的文件,以求对时局变化有一个新的认识。在闽赣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用列宁关于革命的妥协的策略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中共闽赣省委作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开始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时,阴险的蒋介石调集了七十五、七十六等几个师的兵力,包围闽北游击队,并限令其部下在合作抗日之前消灭这支人民武装。黄道带领游击队,在邵武二都桥、建阳香菰炮台、崇安松林、铅山石塘镇等处和敌人周旋,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战斗,虽然付出了代价,先后牺牲了黄立贵、吴先喜等优秀干部,但是终于粉碎了敌人消灭闽北游击队的阴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党中央指示,黄道派黄知真、曾镜冰、曾昭铭等先后到光泽大洲与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副司令周志群等谈判合作抗日事宜。同年九月二十日,黄道、曾镜冰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名义,联名写信给当时的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并转呈国民党中央政府,指出:“日寇从九一八以后,不断占我土地,蹂躏我同胞,种种暴行,罄竹难书,最近更在芦沟桥挑衅,企图再占我华北与准备吞并整个中国,以实现其所谓大陆政策,凡属爱国同胞,莫不义愤填膺,誓与日寇周旋,以挽救危亡的民族。我辈向以抗日救国自任,对于救亡图存,决不后人。”表示愿意将闽北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并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等作为我方谈判条件,要求国民党“将与抗日有意义的地区归我们,在此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取消对劳动人民的苛捐杂税,……实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主张,在此区域内抗日的后方工作我们当负全责。”“我们领袖朱德、彭德怀等同志既率部队赴抗日最前线工作,一切问题更容易解决,我们要求允许我们向朱、彭等同志通信,请求他们指示,他们一切指示,我们均当服从。”并严正要求包围闽北游击队的国民党军队首先从邵武、崇安一带撤退。

为了取得党中央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指示,黄道与曾镜冰又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向叶剑英发了信,信中说:“近见报载朱主席与彭德怀同志已任八路军总副指挥之职,东进对日作战,并知你已到南京组织驻京办事处,为团结全国一致抗日,中央已与国民党接洽就绪,但我们问题未得具体指示,决定似感困难。我们以及这方各负责同志都要求你将我们问题转请中央指示,并请亲自来我处一次,指示我们,以便我们问题迅速解决,使我们能专心抗日工作。”

后来黄道收到党中央指示,南方各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一九三七年底,黄道率领闽北游击队一千二百余人在铅山石塘集中,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奔赴江南抗日前线。从此,这支长期跟随黄道等转战闽北山区的游击队,便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一支中坚力量。“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适应抗战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新四军北上抗日以后,党为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抗日运动的领导,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南昌成立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黄道任驻赣办事处主任(公开身份)、东南分局委员、江西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等职。

办事处成立后,在黄道的组织和推动下,工人俱乐部、省农民工作团、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江西省青年救亡协会、省抗敌后援会青年界分会等抗日团体先后成立,《青年团结》杂志、《江西青年》副刊也相继出版,广泛开展了关于抗日救国和新四军战绩的宣传;在妇女界,他组织了“妇女声”,出版了《妇声》半月刊;在文化教育界,他组织了战时文艺社等抗日文艺团体,开办了生活书店和战时书刊供应所。他还模仿陕北公学,计划将铅狮江中学改为赣东公学,作为赣东人民抗日救国的核心。可惜因国民党的破坏而未办成,后来连铅山狮江中学都遭到封闭。

黄道遵照毛泽东关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指示,积极支持江西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经常对各界同胞说: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坚决抗战到底的,不驱逐日寇誓不罢休。许多爱国青年纷纷来到驻赣办事处,要求参加抗日救亡斗争。黄道和办事处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把他们介绍到延安去,到抗日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

黄道还大力开展对旧军队的统战工作,改造旧军队。一九三八年冬,国民党杂牌军一六O师驻防庐山。这支部队由于受蒋介石的排挤,给养困难,又纯系广东人,听不懂当地语言,军心涣散,士气很低,因此要求给予支持。黄道便派了十个民先(即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十个曾在闽北山区坚持过游击战争的地下党员参加该师的随军服务团和政工队。不久,日寇大举进犯庐山,民先队员和地下党员帮助该师出谋献策,在金轮峰打了个伏击战,消灭日寇千余人,还抓了几个俘虏,取得了江西省自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曾被各报誉之为“金轮峰大捷”。

当时南昌还聚集了一大批从平津和江苏无锡等地流亡来的大学教师和大学生,其中有些是参加民先队组织的革命青年。国民党反动派迫子大势所趋,对这批不甘当亡国奴的知识分子,不敢采取镇压的手段,而是采用一套“软”的手法:对于年纪大的高级知识分子,拉拢利用;对于一般革命青年,则收容分化,解散其原来的团体,改设为他们能够控制的机构,如政训处等,并在其中安插许多特务,进行收买、监视,破坏他们与我党的关系。黄道则常常到这些机构,去了解情况,给那里的青年指出正确的斗争方针。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将实际上由我党领导的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男团员统统送到武汉陈诚办的战干团受训。黄道指示该团的男青年迅速离开,到九江等地坚持地下工作,有的被分配到皖南新四军去,有的被分配到闽北特委和赣东北特委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黄道还接待了一批批中外记者,向他们阐述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争取他们的支持。其中确有人,如名记者史沫特莱,当时就住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采访新四军的战斗新闻。

黄道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了不少宣传抗日的诗歌,如《抗日战歌》、《反汉奸歌》等。此外,黄道还总结了十余年来游击战争的经验,写了《关于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一书,十余万字,在南昌出版,对指导东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一定作用。

为了在赣西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黄道利用与国民党丰城县长李林(大革命时期是左派)的私人关系,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丰城工作。一九三八年九月,他派从延安返赣的地下党员周建一等同志打入丰城县自卫队,周任自卫队指导员,力图控制这支武装,又派地下党员吴大可往瑞昌、武宁一带建立游击队,吴任队长,打通了与湘鄂赣的联系。不久,周建一和吴大可在丰城一带活动,成立了中共赣西北前方委员会,领导赣西北的抗日活动。

黄道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发动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他们在办事处周围布满了特务。特务机构“婕报社”就设在办事处的同一幢房子里,办事处旁边的“青年中学”是特务大本营,还有许多特务伪装成附近的小店铺掌柜、摊贩、黄包车夫,对新四军办事处进行监视。抗战一周年纪念游行时,国民党宪兵特务还制造借口,逮捕办事处工作人员,后经黄道发动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提出严正抗议,被捕同志才获释。

黄道还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巧妙地展开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团结了广大的爱国分子,扩大了我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当时南昌有个《剑报》,是国民党黄埔系学生办的。这时江西只有黄埔系敢公开说反对熊式辉的话。熊式辉和《剑报》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黄道便利用顽固派内部的这种矛盾,替《剑报》写社论,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纪念抗战一周年”的社论是黄道撰写的。社论指出:“时至今日,只有苦干才能生存,只有激发天良才能救亡。”“吾人应痛改前非,本秉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从今以后,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明年今日之抗战二周年纪念,以事实来证明,方不负今日之沉痛热烈情绪。”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肖淑宇(后当汉奸)受熊式辉之命,在南昌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伪称江西如何作好准备,藉以欺骗舆论。接着黄道、曾山、涂振农三人,也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名义,在洪都招待所召开记者招待会,散发保卫大南昌、保卫大江西的意见书,对国民党名为保卫、实则逃跑的方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寇大举进攻南昌,国民党在仓惶撤退时故意不通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还命令江西省保安处,要集中全市所有车辆,作疏散之用,并指出宪兵第八团对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车辆可以征用(当时办事处有华侨捐献的军用车四辆),对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可以“便宜行事”,事后可诡称是伤兵乘机闹事。黄道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作好应变准备:将车辆集中起来,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武装起来。因这时宪兵第八团只有一连人在南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最后,黄道率领办事处全体人员安全撤离南昌,迁往吉水县的三曲滩,避免了一场类似平江惨案的惨案。 

一九三九年五月,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决定迁往上饶。黄道在赴上饶并计划转新四军军部途中,在江西铅山河口镇不幸染病,在同志们的劝说之下,住进河口大同旅社治病。国民党的特务、警察经常闯进旅社,他们策划了暗杀黄道的阴谋。五月二十三日,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密派特务黄玉成、吕鹤年等伪充招待,买通为黄道治病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重伤院医生,趁机给黄道注射了毒药针,杀害了黄道。黄道牺牲时,年三十九岁。当黄道还一息尚存时,他敲着床板,大骂蒋介石、汪精卫阴谋妥协、投降,并谆谆教育与交待身边的亲人和战友,要“革命到底,抗战到底!

黄道被害后,国民党反动派使出了两面派的手腕: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假惺惺送来花圈、挽联,国民党铅山县长张若成也亲自参加棺殓,河口镇政府人员后来还参加了葬礼;但同时却禁止群众前往吊祭,不让黄道遗体在江西安葬。根据闽北苏区群众的要求,我党决定将黄道遗体埋葬在他长期斗争的闽北武夷山区崇安县的长涧源,一九五O年迁葬于江西上饶信江畔。(陈群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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